安徽古代貢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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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代貢茶概述

摘要:貢茶是茶葉發(fā)展史上的一種特定現(xiàn)象,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催生下的產(chǎn)物,更是特定歷史階段所具有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作為一種賦稅形式,貢茶是政治上君臣關(guān)系確立的表現(xiàn)形式,但是與此同時,貢茶對于擴大植茶面積,推動制茶技術(shù)進步,促進茶葉品質(zhì)提升以及改善茶品包裝并增加茶葉知名度等方面有著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本文將梳理安徽古代貢茶的歷史,以借鑒歷代貢茶在擴大產(chǎn)量,提升品質(zhì)以及改善包裝方面的可取之處。在繼承、弘揚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的同時,對現(xiàn)代茶產(chǎn)業(yè)的文化賦能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關(guān)鍵詞:安徽;古代;貢茶;概述

1、唐代時期安徽貢茶

安徽貢茶的記載最早出現(xiàn)在宋代的《本草衍義》中:“東晉元帝時,溫嶠官于宣城,上表貢茶葉一千斤,貢芽三百斤。”其后,安徽貢茶數(shù)量逐漸增加,貢茶品類及貢茶區(qū)域也不斷擴大,有了宣州鴉山茶、池州九華山茶、舒州開火新茶等為“士大夫貴之”的貢品茶。[1]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安徽的貢茶區(qū)域有淮南道壽州(壽春郡)、廬州(廬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間,李肇《國史補》記載,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鴉山茶,饒州浮梁茶,壽州黃芽茶均在貢茶品目內(nèi)。此外尚有歙州“鳩坑”茶。據(jù)《太平寰宇記》卷126《淮南道四·廬州》記載:土產(chǎn)“開火新茶”。其時,壽春郡、廬江郡、鳳陽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貢茶額。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憲宗“詔壽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內(nèi)茶園?!盵2](卷493)《邦計部?山澤》可見淮南壽州境內(nèi)也有較大的官茶園。與此同時,“茶膏”也沿著民貢的渠道出現(xiàn),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討伐吳元濟,財政困難,曾“出內(nèi)庫茶三十萬斤,令戶部進代金?!盵2]當時,進貢皇室的茶葉較多,除了賜給“功臣”、“父老”之外,還會變賣成現(xiàn)鈔以支皇家的用度。

這一時期,安徽茶區(qū)不僅出現(xiàn)了許多名茶及貢茶,茶葉種類也在增多。如宣州鴉山茶、池州九華山茶、舒州開火新茶等等,均名貴一時且為“士大夫貴之?!盵3](甲卷14《財賦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廬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帶),均向朝廷進貢茶葉。廬州,唐代時期茶葉皆為土貢?!短藉居钣洝肪?26《淮南道四·廬州》記載:土產(chǎn)為“開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時,淮南道有四個州的茶葉被指定為貢品。其中“壽州壽春郡……土貢絲布、茶以及石斛?!绷硗猓瑢巼?、廣德以及建平等茶葉產(chǎn)區(qū),幾乎都有貢茶且數(shù)量較大。

2、五代及宋時安徽貢茶

五代時期,安徽茶區(qū)進貢茶葉的文獻記載較多。據(jù)《舊五代史》卷31《唐莊宗紀》記載:淮南楊溥于后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進貢“細茶五百斤?!盵5](卷118,P432)同年四月,楊吳向后唐“獻鴉山茶、含膏茶?!盵6](卷232《僭偽部·稱藩》,P2763)另據(jù)《周世宗紀》記載:顯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貢“乳茶三千斤?!盵5](P1569)又載:顯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馮延巳獻犒“茶五十萬斤?!盵5](P1571)

據(jù)《舊五代史·梁書》記載:“五代十國宋遼元貢品”目錄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兩浙進大方茶二萬斤”。[7]當時的“兩浙”是指浙江東道和浙江西道。其時,生產(chǎn)大方茶的產(chǎn)地除了歙州,還有毗鄰的臨安、昌化兩縣。新版《歙縣志》(1995年)記載:“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吳越國文穆王錢元瓘遣使進貢物品中有大茶、腦源茶二萬四千斤?!庇州d:“開運三年(946年)冬十月,吳越國忠獻王錢弘佐,獻晉謝恩的物品中,有腦源茶三萬四千斤?!睉撎峒暗氖?,“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種條形散茶?!澳X源茶”則亦腦子茶,是一種加入植物香料的餅茶。五代時期,舒州天柱山產(chǎn)茶,亦為貢茶。據(jù)《太平寰宇記》卷125《舒州》云:舒州土產(chǎn)“開火茶”。[4](P2474)其時,潛山歸懷寧管轄,開火茶為潛山所產(chǎn)。

宋《太平寰宇記》“舒州懷寧”條目下亦有:“多智山在縣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蠟,每年民得采掇為歲貢”。[4]由此可知,多智山產(chǎn)茶且為貢品。北宋仁宗時期,有《賜知舒州洪鼎敕書》文曰:“省所進奉新茶一銀盒事具悉。汝輟于學館,往布郡條。懿彼名區(qū),育茲嘉荈,能采掇而來貢,應氣序以惟新?!盵2](卷423,第20冊,P302)洪鼎知舒州,曾進獻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獎。宣州鴉山產(chǎn)茶且質(zhì)優(yōu),五代時期亦成為土貢茶?!短藉居钣洝肪?03《廣德軍》記載:廣德土產(chǎn)有茶。[4](P2052)《元豐九域志》卷6《廣德軍》亦載:“廣德軍土貢茶芽一十斤?!盵6](P249)又載“廣德軍廣德、建平:六萬九千七百一十斤?!盵8](食貨二九《茶法-產(chǎn)茶額》,P6636)由此可知,廣德軍在宋代不僅產(chǎn)茶而且產(chǎn)量頗多。另外,北宋歐陽修《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敕書》,宋癢《賜知廣德軍龔會元進先春茶敕書》均為官方文書;從《敕書》內(nèi)容可知,廣德有先春茶且為貢品。池州九華“金地茶”在宋時已是土貢產(chǎn)品。周必大《九華山錄》云:“至化城寺……謁金地藏塔……僧祖瑛獨居塔院,獻土產(chǎn)茶,味敵北苑?!盵9](《游山錄》卷2,P464-465)詩人將九華金地茶與北苑貢茶相提并論,足見其品質(zhì)極好。

宋代,朝廷時有減免貢品額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閏五月,詔特減放諸郡六十六處貢物,而所貢七物在其數(shù)中,且殤官吏后不得以貢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記載,徽州免貢七物是表紙、麥光紙、白滑冰翼紙、乾預藥、臘、芽茶、細布。[7]類似免納貢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區(qū)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詔令,減免舒州每年土貢“新茶一銀合”的貢額。[8](《崇儒七》P2317)另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條載;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縣贍軍茶歲七千三百五十斤。蓋沿江南偽主時課民所輸,范仲淹使淮南,請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詔令減免舒州每年土貢“新茶一銀合”的貢額。[8](《崇儒》7,P2317)

3、明代時期安徽貢茶

明代開始,朱元璋有感于茶農(nóng)的不堪重負和團餅貢茶的制作、品飲的繁瑣,從而實施了廢團茶興散茶的舉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詔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詔建寧歲貢上供茶,罷造龍團,聽茶戶惟采芽以進,有司勿與。天下茶額惟建寧為上……。”

皇權(quán)的干預,無疑使餅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術(shù)的改進,從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據(jù)邱?!洞髮W衍義補》記載:“《元志》猶有末茶(餅茶)之說,今世惟閩,廣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于全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鄙⒉琛⑷~茶的流行,不僅改變了飲茶方式,同時也成為了貢茶的主體。茶葉加工技術(shù)的變革,使得茶葉品種也在發(fā)生變化,尤其是取代“龍團鳳餅”以后,各地名茶數(shù)眾,以致貢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卻是獨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繼六安茶之后,松蘿茶也成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據(jù)史料記載,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舉行大祭時即有“松蘿茶葉十三兩”;光緒五年(1879年),歲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蘿茶葉二斤”。六安、松蘿茶不僅成為宮廷祭祀物品,更是成為進貢朝廷的必備之物。

明人汪應軫記載說:當時“日進月進御用之茶,醬房內(nèi)閣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盵10](卷四十)萬歷元年(1573年),黃守經(jīng)為《霍山縣志》作“序”并對六安茶贊曰:“其地與六安州界者,各產(chǎn)芽茶。孟夏之朔封貢圣天子,焚香拜表,龍文錦袱,專官馳驛使,竟達長安,而題其黃緘曰:‘霍山縣守土臣某謹貢’?!盵11](P260,卷之十三,藝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進奉貢茶以外,還有寧王府之貢,監(jiān)守太監(jiān)之貢。不僅要進貢芽茶,還要進奉細茶。據(jù)《霍山縣志》記載:“明初規(guī)定年貢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貢寧王府芽茶1200斤,細茶6000斤。芽茶1斤買銀1兩,尤恐不得。”有詩可以佐證其真實性:“細簍精采云霧茶,經(jīng)營唯供帝王家?!泵魅f歷時期,宮廷太監(jiān)劉若愚記載宮中的“飲食好尚”曰:“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茶、徑山茶、虎丘茶也?!盵12]這足以見得六安、松蘿茶在全國的知名度。

據(jù)《大明會典》記錄: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規(guī)定地方府縣需要交納給禮部的芽茶數(shù)量為:南直隸(今安徽、江蘇兩省所屬)府縣的貢茶總額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興縣一百斤,內(nèi)二十斤南京禮部納,限四十六日;廬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廣德州七十五斤,建平縣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禮部71”,“歲進”)與此同時,六安州茶葉貢額很高,上貢時限卻是最短,而貢茶額卻是不斷增加且無定數(shù)。

萬歷年間《六安州志》記載:六安茶貢額原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設霍山縣,其地產(chǎn)茶采辦人戶多出自該縣,遂定霍山貢額二百五十三斤,州貢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貢茶額四十七斤,霍山貢茶額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計貢茶額為三百斤。針對貢茶額不斷增加且無定數(shù)的情形,明臣汪應軫《分豁額外薦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歲額三百斤,正數(shù)之外不可加者,此其舊例也。光祿寺則以為供應有常規(guī),如歲用六安茶約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為因公科斂。雖該部審據(jù)解吏,聞報三百袋,袋多四兩有余,亦非勘合正數(shù),且無批文查銷,以后或輕或重,焉知誰公誰私?”[10](卷四十,“薦新芽茶”,P785)事實上,六安及霍山實際進貢的茶葉額還是超出了這個貢額。對此,汪應軫提出了“焉知誰公誰私”的質(zhì)疑?!其實,官貢芽茶的貢額外加收耗損竟然高達四分之一多;這不僅是茶區(qū)的負擔,也是一種額外的剝削。

明時,安徽各地的貢茶有新安松蘿(又名徽州松蘿),六安茶,小峴春茶,陽坡橫紋茶,瑞草魁茶,黃山云霧茶,石埭茶等等。另據(jù)《徽州府志(貢品)》記載:歙之物產(chǎn),無定額,亦無常品。大要惟硯與墨為最,其他則以北源茶、紫霞茶?!盵7]這說明當時徽州產(chǎn)北源茶,紫霞山產(chǎn)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間,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貢品。明《南京戶部志》記載:“成化三年(1468年)奏準,朝中供庫歲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葉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廣德州三百斤……?!薄扒鼗茨暇鞖q用茶,坐派滁州茶葉二百斤?!?

明嘉靖年間,吏部尚書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靈山茶進貢,獲金竹峰金匾。戶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應乾以濟溪上坦源茶進貢亦獲銀匾。明代《寧國府志》記載:“旌邑鳧山茶(石豀貢茶)與宣城綠雪、太平云霧茶齊名”,均為貢茶。石豀貢茶產(chǎn)于旌德縣鳧山,亦為貢品。桐城椒園茶系明朝魯山公(孫晉)植于龍眠山椒園,而后躋身“貢品”之列。太湖亦產(chǎn)茶,太湖南陽河茶亦在明時列入戶部項下貢品?!稘撋娇h志》記載有:“芽茶歲派供應庫二百九十斤,今折價,谷雨前者,茶葉歲派供應府二百八十五斤。”可知進貢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時期安徽貢茶

清代安徽貢茶的數(shù)量以及貢茶品類,在各個時期也是不盡相同的。據(jù)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宮中進單》記載:安徽區(qū)域的部分貢茶有:珠蘭茶、雀舌茶、銀針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蘿茶、黃山云霧、黃梅片茶、六安芽茶、黃山毛峰等等。當然,還有一些貢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撫所進土物清單(部分)記載:安徽貢茶品種主要有珠蘭茶、六安茶、雀舌茶、銀針茶(屬六安茶)、雨前茶、松蘿茶、黃山毛尖茶(黃山云霧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撫朱圭進貢:珠蘭茶、松蘿茶、梅片茶、銀針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撫端陽進貢有:“珠蘭茶一箱、松蘿茶一箱、銀針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盵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編修官時,編撰《人海記》并對各地貢茶列有條目,十多個省的七十多個府縣,每年向?qū)m廷所進的貢茶即達一萬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綠雪、涌溪火青、霍山黃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類鈔》(朝貢類)記載:安徽貢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銀針茶(屬六安茶),雀舌茶、珠蘭茶、松蘿茶、黃山毛尖茶(黃山云霧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區(qū)被列入貢茶的還有六安瓜片、黃山云霧、敬亭綠雪、涌溪火青、霍山黃芽、梅片茶以及績溪芽茶等。

據(jù)光緒《廣德縣志》載:廣德、建平亦有貢茶;“以石溪,陽灘山、乾溪等處者為最”;“廣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縣)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談遷《棗林雜俎》和阿世坦《清會典》均有建平(今郎溪縣)貢茶的記錄??滴跄觊g(1683年),寧國張所勉《鴉山辨》一文記載:“寧國產(chǎn)茶不處,高峰、濟川、千畝、龍?zhí)吨T池皆可入志”;“按一統(tǒng)志,鴉山產(chǎn)茶舊常入貢。”清人陸廷燦《續(xù)茶經(jīng)》(八之出)記載: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數(shù)百年間,一直為御用貢品。光緒十四年(1888年)《宣城縣志》亦載:敬亭綠雪,貴真不貴多;“明、清之間,進貢300斤”。

新版《績溪縣志》記載:績溪上莊“金山時雨”創(chuàng)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霧”亦入貢。[18]清廷還有將貢茶等物品作為賞賜品,以獎賞或撫慰臣子以聯(lián)絡君臣感情,使受賞者感受莫大的榮耀;如雍正時期,有兩臣被派往云南,臨行前雍正帝御賜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時,還賦予了貢品禮儀的性質(zhì),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學士陳廷敬、葉方藹,侍讀王士正同入內(nèi)直。其間皇上數(shù)回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黃羅緘封,上有“六安州紅印四月復”數(shù)字。

另外,皇帝行賞賜予外國使臣的禮品中,也有安徽貢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之際,在諸多賞賜物中就有賞賜給英咭唎國王的六安茶十瓶、賞賜給英咭唎使團的六安茶八瓶。宮廷在臨時特供飲食中,也會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會試除了食物外,還有雞和豬肉等副食品;

還供給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蘿茶40斤。安徽六安、松蘿以及北源茶作為賞賜物,不僅是承載著皇帝對臣民的厚愛,同時也印證安徽貢茶是一般人難以求到的賜予之物。

當時,在宮廷內(nèi)能夠享受到六安茶的,還有一些是在朝廷相關(guān)機構(gòu)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諭旨,中正殿的畫佛喇嘛繪制極樂世界長壽佛四軸,因為當時人手不夠,新增添了畫佛喇嘛一名。宮內(nèi)給這位喇嘛的飲食份額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兩。此外,在景山學藝處效力的人也會得到賞賜的六安茶。[19]

清代貢茶的品類較多,基本涵蓋了清代時期安徽茶區(qū)的茶葉品種,具有數(shù)量大、品類全的特點。同時,這種特點貫穿了清王朝貢茶制度的始終,如六安茶和松蘿茶等。這些安徽貢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貢茶品類,以致進貢時間從清初一直延續(xù)到清末。也有一些貢茶品類是從某一朝開始進貢并延續(xù)到了清末。還有一些茶葉品種,由于戰(zhàn)亂或其它客觀原因,在某個短時期間內(nèi)曾經(jīng)開始進貢或者是停止進貢。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國運動時,就曾數(shù)年未貢。

此外,一些貢品茶葉由于種種原因,進貢給宮廷的時間比較短,記載文字寥寥。從清廷《宮中進單》來看,一些產(chǎn)量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進貢數(shù)量少,進貢時間短,加之影響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簡略記錄。由此可以推斷,一些地方名茶進貢的數(shù)量相對有限,進貢的次數(shù)或時間相對較短,可謂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蘿茶等,每年遇年節(jié)諸如萬壽節(jié)(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節(jié))、端午節(jié)等節(jié)日,均由地方巡撫、總督等有身份的官員將茶進呈宮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撫端陽貢中有:“松蘿茶一箱、銀針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北容^而言,年節(jié)貢茶相對歲進六安芽茶品種豐富,但入宮數(shù)量與歲貢相比卻是微乎其微。兩種形式的貢茶,在宮內(nèi)的用途則是不盡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貢茶的數(shù)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貴妃、貴妃、妃嬪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兩、天池茶八兩,貴人每月六安茶七兩、天池茶四兩。[20](卷十七)

清時,朝廷對于貢茶的品質(zhì)也有要求,而且是“載之甚詳”;如“舊系茶戶各備茶交官起解。而色類錯雜,駁換遲誤”以及“粗茶不堪內(nèi)廷應用”的具體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輕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極品?!必暡桴r葉的采摘,亦有時間講究。如六安茶采制則是在每年清明前后。當時,一些地方官吏為了保證貢茶的品質(zhì),還會親自入山去親督茶戶,以保證采摘的芽茶一槍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夠按照禮部規(guī)定的要求裝袋、裝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請,改為官征官買,茶戶但納稅銀。又因霍山茶勝六安之產(chǎn),故知州將茶課之銀,發(fā)交霍山并辦一色芽茶。每歲茶戶采摘雨前極品一槍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黃絹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兩,共四百袋,分儲于箱,知州敬謹鈐封,恭繕貢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縣、巡檢遞年輪流詳委?!盵21](卷之十食貸志、茶貢)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縣志·茶考》記曰:“本縣農(nóng)戶揀雨前極品,新芽一槍一旗,依法擇制,以黃絹為袋封貯,共四箱,用龍旗龍袱恭進。”

據(jù)清代《詞林典故》記載:“十七年閏三月,賜侍講學士……上頻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黃羅緘封,上有六安州紅印?!盵22]由此可見,貢茶的包裝是十分講究的。貢茶自谷雨后起運,要求55天內(nèi)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歲進芽茶中,對于六安芽茶卻是有著特別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進內(nèi)庫,其余各種芽茶移交珍饈署,給予外藩。貢品茶葉除了包裝上有嚴格規(guī)定外,對上貢時間也有要求。對于各地貢茶,朝廷規(guī)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開始起解,對各地送達的日期按路程遠近而定。

順治七年(1650年),禮部照會產(chǎn)茶各省布政司規(guī)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廬州府限三十五日。”雖然是路途遙遠,運輸艱難,但朝廷仍然規(guī)定“凡解納,順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撥夫,限程押運到京?!鼻宕\送貢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專人負責押運,同時雇傭腳夫及交通工具等進行長途運送。

清《皖志輯要》對此有文字記載曰:“六安州并屬霍山縣解貢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內(nèi)詳請委員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連批,呈撫轅掛號,并移取勘合傳牌,填給夫馬,以便沿途應付解赴,禮部轉(zhuǎn)交內(nèi)務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務須一旗一槍,裝潢式樣妥為備辦,并先期于谷雨前將茶樣照式裝潢,專差赍省聽候查驗,飭委起運,以昭慎重?!盵23]

另外,各地運送貢茶進京,都需要花費一大筆銀兩。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戶辦納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課,止徵水腳解費銀二錢二三分不等?!卑凑者@樣的花費,通算下來,每年運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費運送銀近百兩。各地貢茶運到京城以后,“解員事竣,由部給領(lǐng)司,任限照正印解員于引見后填給,經(jīng)雜解員于發(fā)實后填給。”[23]如此嚴格的程序,對地方官運送貢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員想盡一切辦法,通過各種手段,一定要想方設法地將茶葉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運到京城。安徽各地貢茶的額度,歷朝歷代各有不同,因為茶品不同以及區(qū)域經(jīng)濟等原因,以致各個時期的貢茶數(shù)額也是不盡相同,有些茶葉的進貢數(shù)量,也因環(huán)境或其它因素的影響而發(fā)生變化。

5、結(jié)語

清代,安徽茶業(yè)進入了興盛時期,其特點是形成了以產(chǎn)茶著稱的區(qū)域和區(qū)域化銷售市場。同時,商業(yè)資本逐步轉(zhuǎn)化為產(chǎn)業(yè)資本。其時,安徽各地茶區(qū)制茶廠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數(shù)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為業(yè)者日眾,業(yè)茶人數(shù)萬之眾,茶商茶號亦不計其數(shù),以出口茶為大宗且效益頗豐。

因此,貢茶由民間到宮廷經(jīng)歷了一個對茶葉品質(zhì)不斷求精的過程。所以,貢茶所帶來的經(jīng)濟效益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擴大了茶葉產(chǎn)區(qū),提高了茶葉品質(zhì),帶動了茶葉包裝的改善,促進了茶葉經(jīng)濟發(fā)展。以清代為例,貢茶使茶葉培植技術(shù)在明代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形成了多個著名的產(chǎn)茶區(qū),這些初具規(guī)模的產(chǎn)區(qū)對推動清代茶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與此同時,發(fā)端于漢時的貢茶至清代中葉,由于社會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中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增長,致使貢茶制度隨之消亡。

總之,安徽是眾多貢茶的發(fā)祥地,安徽貢茶有著厚重的歷史沉淀。安徽貢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護、研究以及展示歷代貢茶并做好傳承和發(fā)揚,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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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quán)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